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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刚堂:走出“失孤”的日子

2021-10-26 22:49 新京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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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标题:郭刚堂:走出“失孤”的日子

找到儿子后,生活里“只剩下高兴的事了”,郭刚堂获得了24年来“最大的自由”。郭刚堂自己则有了很多心愿,他曾告诉彭三源,希望见证郭振结婚生子,“帮儿子带孙子。”

郭刚堂的后脑勺隐藏着一处伤疤,大约5厘米长,是他在骑行寻子的路上留下的。新京报记者 戚厚磊 摄

郭刚堂的后脑勺隐藏着一处伤疤,大约5厘米长,是一道缝合的伤疤。时间久远,这处伤疤被一头倒竖的短发埋在底下,头发依然茂盛,上面洒满银霜。即便凑近,也很难察觉。

这是他在骑行寻子的路上留下的。

骑行的路上,受过的伤数不胜数。郭刚堂从不主动提起,即便到了现在也是如此。

作为电影《失孤》的原型,两个月前,郭刚堂历经24年,终于找到被拐走的孩子郭振,认亲仪式上,父子抱头痛哭。

“1997年的9月21日,小郭振就是在这里被拐走的。今年9月21日,就是孩子被拐的第24年。”

9月13日傍晚,在山东聊城李太屯小区附近的一条路上,郭刚堂指点着当年儿子被拐的地方。

如今,这里高楼林立,铁门拦住了通往目的地的路。

听说今年的中秋节正是9月21日,一直大步向前的郭刚堂迟疑了一下。他放缓脚步直至停下,回过头来再次确认,“哦?今年的9月21是中秋节?”

"那今年肯定不一样了。”郭刚堂笑出了声,他重新抬起腿,甩开手臂向前走。

9月13日傍晚,郭刚堂指认郭振曾经走丢的地方。新京报记者 戚厚磊 摄

“孩子找到了,以后就剩高兴的事儿了”

对郭刚堂而言,找孩子这件事,更像是一种习惯。

直到现在,郭刚堂偶尔还会忘了,孩子已经找回来了。像是一种机械动作,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在脑子里对比照片,判断哪个孩子更像郭振。听到别人说一句恭喜,或者自己反应一阵子,才又想起,“哦,原来我的孩子找到了。”

在大家眼里,郭刚堂总是难以掩饰那份喜悦。

与骑行寻子时的憔悴不同,郭刚堂现在看起来更年轻了。尽管头发的颜色已经变浅,但现在他总是面带微笑,眉间的皱纹淡了,取而代之的是眼角处的鱼尾纹,拖的很深。

早在今年7月以前,他就得知了找到孩子的消息。职能部门里一位熟识的工作人员给他打来电话,让他统计一些数字:“这些年帮助了多少孩子回归家庭,这些年发现的疑似郭振的孩子有多少?”郭刚堂一听这话,立刻询问,“我的孩子在哪?”

他想,这难道不就相当于“获奖感言”吗?尽管对方没有给出确定的回应,郭刚堂心里基本确定,郭振找到了。过了几天,他从公安局确认了。那一刻,他高兴得好想立刻回到家中,将一切对妻子和盘托出。可是他知道,消息还在封锁阶段,后续工作仍在开展,还没到宣布喜讯的时刻。

家里没人,郭刚堂一个人哭了一整天。边哭,边回想这24年的点点滴滴,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,闪过那些摩托车飞驰而过的地方。他总在想,孩子一定会找到的。而这一天,他终于等到了。思绪万千,直到太阳西沉,听见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,郭刚堂才起身,去洗了把脸。

自那天起,他获得了“24年来最大的奢侈”——晚上睡觉可以关机了。他也开始停止散播寻找郭振的信息,面对找上门来的线索,他一一核实后,上报给了公安部门——“不是郭振,但万一是别人家走丢的孩子呢?”

9月11日,李太屯小区,郭刚堂展示他曾经插在摩托车上的寻人旗子。新京报 汪畅 摄

又过了几天,他终于忍不住将消息告诉妻子。一个多小时内,妻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,躺在沙发上反复念叨“可找到了”。可又自责,觉得自己没看管好孩子。不过无论如何,孩子找回来了,这就是一件高兴的事,平复了心情,妻子张文革感叹,“孩子找到了,以后就剩高兴的事儿了!”

那些天,郭刚堂一直在想,认亲现场一定不能哭。“我以前也见过那么多团圆的画面了,觉得不会哭的。”可没想到,当郭振将那双壮硕的胳膊朝他伸出,扳过他的肩膀,喊了一句“爸、妈”,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淌在脸上。

好消息传得很快,社区的工作人员都说,早就尝到了郭刚堂托侄女儿去发的喜糖和花生。朋友们也在等着郭刚堂闲下来,去酒桌上“大醉一场”。

郭刚堂说,认亲之后,他们夫妇常和郭振聊天。他坦言不像面对日夜看着长大的孩子那样直接,但聊天也没有那么小心翼翼,一切都在自然而然地发生。聊天内容大多是嘘寒问暖,“天冷了,就提醒他添件衣服。”前段时间,河南暴雨,他拿出在各大平台直播所得的打赏,全部捐给了当地几个驰援河南的救援队。他给孩子发去消息,提醒他注意安全。孩子回复,“爸,我会注意的。”

郭振现在是一名老师,教师节当天,郭刚堂特意发朋友圈说,“老师,您们辛苦了,谨祝节日快乐!”他没有单独给郭振发消息,“朋友圈他肯定能看到,他看到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”

护家的想法

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,郭刚堂先要约法三章:不问郭振的事,不进家门,不采访家人。

面对提问,他反复提及“顺其自然”,希望尊重每个人的意愿。他实在担心自己家人和养家人受到网络舆论的伤害,三番五次请求大家别再发表关于孩子应该留在哪儿的意见。回避得多了,他有时也对记者憨憨一笑,“有时候觉得你们可怜,就是为了这个事来的,但是我不能说。”

后来发生的一切,让郭刚堂更加笃定了护家的想法。《失孤》原型找到孩子的消息被媒体报道后,关注度一下子飙升。孩子决定在养父母处生活,而自己也不打算追究养家的责任,这样的消息放出来后,很多评论让他想不通,明明郭振是受害者,为什么还有人对他横加指责?

说到这里,郭刚堂伸出右手,用力地拍在桌子上,“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想要的是什么”,他眉头微皱,脖子拉长,身子挺得笔直。旋即又恢复了平静,一如以往。

泡在网上多年,郭刚堂知道舆论有多可怕。他反复提及“错换人生28年”的新闻,感叹两家人或许本不必闹得这么僵。类比到自己身上,他觉得自己的家事没必要让外人知道,他害怕外人的评论淹没自己好不容易找回的亲情。在郭刚堂的心中,只要孩子能健康地回来,就是最大的幸运。

可媒体的约访还是接踵而至,公安部也发来消息,希望他录制一段视频,讲述团圆后的第一个中秋节,会怎样度过。就连在小区公共座椅上排排坐的老奶奶们,看着摄影机随郭刚堂走来走去,也自言自语,“也不知道他小孩哪天来这儿看看?”郭刚堂直言自己不想接受采访,但又需要媒体,“后续的寻亲工作还需要关注度。”

这段时间,他有时会想起曾经帮助过的家庭。以前有过不理解,为什么孩子找到之后,双方的联系不再热络。如今他懂了,谁都希望回归家庭,好好生活。而不打扰,就是外界对他们最大的善意。

于是,他用尽力气帮每个家人躲避镜头。而自己,即便回到家,也依旧选择不发声。为了躲避“围追堵截”的记者和随时随地直播的网红们,他甚至一个多月没去打篮球。

郭刚堂举起一只手来打比方,“这就像是用手握沙子,你抓得越紧,沙子漏得越快,手心里可能都不剩多少。”他摊开手掌,张开手指,用另一只手去指手掌上的各个纹路,“你不去抓,你选择尊重,选择顺其自然,那些沙子反而就在你手上,这里一点,那里一点。”

“你还帮不帮着找孩子?”

9月13日,51岁的张立花鼓足勇气找到了郭刚堂。

很多次,张立花都想来找他。她知道这位领着自己寻亲的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孩子,高兴得不得了,想发消息道一声喜,又怕自己再添一份打扰。

张立花更想问的是,郭刚堂是否还会继续帮其他人寻亲?他苦尽甘来了,她是否也能苦尽甘来?好几次,脚步已经迈到郭刚堂家小区的门口,张立花又掉头回去,“累了这么多年,也该让他歇歇。”

9月13日上午,天涯寻亲协会办公室,郭刚堂和张立花沟通寻亲事宜。新京报 戚厚磊 摄

张立花的儿子在1994年走失。那年春天,她带着儿子从云南返回山东临清。在火车上喝了一名乘客递来的水后,张立花昏迷不醒。醒来发现自己被卖到一个山区农村,而儿子也就此不见。四年后,她辗转在警方的帮助下回到家,但儿子仍然不知所终。

2012年,郭刚堂创办了天涯寻亲网,之后又依法登记注册了聊城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,担任首任会长,配合相关部门收集、整理、比对寻亲信息,用寻亲路上的亲身经验,为离家出走、流浪乞讨以及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等人员免费提供帮助。近些年来,郭刚堂还常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相关信息,偶尔也做寻人直播。既找自己的孩子,也找别人的亲人。

曾经,有个寻亲者对郭刚堂说,“我希望你找到,又不希望你找到。”他们都怕郭刚堂找到孩子之后,不管其他的寻亲家庭。

得到肯定答复后,张立花咧着嘴巴笑,“我嘛都不怕,就怕你不管我,你管了我才有希望。”

如往常一样,各种各样的寻亲信息仍在以电话、微信的方式送达郭刚堂。一夜过去,新的99+又传至微信。很多个“99+”叠在一起,随时把手机打开,消息栏的数字显示的都是“...”。

为此,郭刚堂醒来就要处理这些信息。甚至早晨晨练时,他也要边走边不停地用语音和文字,轮换着回复消息。

9月11日早上6时许,郭刚堂出门晨练,在路途中回复寻亲求助信息。新京报记者 戚厚磊 摄 

妻子张文革提过,既然孩子都找到了,要不然就别干了。老朋友付成也以为,这下郭刚堂总算可以彻底为家庭而活了。

可郭刚堂总说,“总觉得以前自己找孩子,别人也帮过你这么多。别人都来找,也不可能不管。”

打开电脑,郭刚堂将近些年来的寻亲资料整理拷贝。间隙,他转过头来“呵呵”地笑,“其实要不是丢了孩子,谁五十岁了还在做这事?”

敲门声响,一对老夫妻又推门而入。他们说专程从河北邯郸赶来。

“你是郭刚堂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可以帮忙找孩子?”

“是的。”

亏欠

9月13日,郭刚堂的小儿子病了,张文革外出帮人照看孩子,俩人说好了,那天孩子由郭刚堂照料。但郭刚堂在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待了一上午,张文革打来电话,语气不太好。

郭刚堂身边有不少人无法理解。他们问,“你自己的孩子都找到了,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?难道不亏欠家庭吗?”

郭刚堂自知对家庭亏欠。24年来,亏欠只增不减。

80多万的外债压着,没有经济来源,妻子每天都去帮别人看孩子。日常开销尽可能节省,家里一周买一次菜,要去更便宜的近郊菜市场买。或者是妻子在傍晚出发,去附近买些便宜处理的菜。

时间也很少给到家庭。多年来为了寻亲,郭刚堂总是奔波在外,家里常由爱人照看,教育孩子的事基本是爱人在管。可是自孩子走丢后,她的神经衰弱始终未好,晚上总是睡不着。

总在替别人寻亲,妻离子散的悲惨故事数不胜数,刺激得多了,倒像是一种麻醉。对着镜头,郭刚堂一遍遍地对媒体讲述骑行的故事,郭刚堂总在想,自己尚且算有倾诉的出口。那始终在照看家庭的妻子呢?

自初中起,付成就是郭刚堂的好朋友,他见证了郭刚堂的亏欠是如何开始的。

从前的郭刚堂爱唱歌、会武术,体育又好,学校的文艺演出和运动会上,总少不了他的身影。每天放学,俩人结伴回家。泥土小径上,郭刚堂踏着一辆自行车,付成坐在后座,俩人一路骑,一路唱。

成家之后,郭刚堂成了别人眼中敢闯敢拼的年轻人,靠着拖拉机运输,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挣到5万元。

后来的骑行不再有歌,唯有一杆寻人之旗插在摩托车上。迷路、车祸,睡桥洞、住坟地、被人骗被人骂,10辆摩托车报废在40万公里的路上。

没钱,就把钱省着用。朋友“亮哥”回忆,前几年,他陪着郭刚堂去外地参加一项公益活动。晚上,郭刚堂在一家澡堂开了间房,“亮哥”记得,当时一打开门,满眼都是蚊子,在小房间里乌泱泱地乱飞,“简直能把人抬起来。”

家也始终是少了些“味道”。逢年过节吃团圆饭,都要摆上一副空碗筷。家里也从未有过一张全家福,“总是少一个人”。为了寻亲,郭刚堂不常在家,常常奔走的公安局,倒像是他的另一个“家”,每次他去,门卫都直接放行。

即便是在家短暂停留,郭刚堂也总是叹气。电影《失孤》的导演彭三源回忆,她那时候看到这幅情景,就劝他,“你不要叹气,你笑也要笑给(小)儿子看,毕竟(小)儿子是无辜的嘛,他们应该得到幸福的童年。”

家庭是一辆牛车,自己是拉车的“牛”

7月,彭三源和郭刚堂打了一小时的电话,电话里郭刚堂总是笑,以前那一声声叹气早已消失,彭三源感叹,“他的生命是在50多岁后,因为找到郭振而重生了,他的苦行到达了终点,他终于知道了终点站在哪儿。”

于是,生活里“只剩下高兴的事了”,郭刚堂获得了24年来“最大的自由”。

郭刚堂自己则有了很多心愿,他曾告诉彭三源,希望见证郭振结婚生子,“帮儿子带孙子。”

至于眼下,郭刚堂最希望拍一张全家福、吃一顿团圆饭。他也想学学怎么做饭,为妻子张文革减轻负担,虽然现在只会切土豆,但他期待,或许再过一段时间,他也能烧得一桌子菜,让家人尝一尝他的手艺。

最近,他更频繁地往父母家跑,父子俩泡茶共饮。父亲习惯喝浓茶,等他喝完一杯后,郭刚堂便捞出父亲泡过的茶叶,接着泡茶喝,二人边喝边唠。他觉得用这样的方式,可以自然地延长父子唠嗑的时长。

在他眼里,家庭是一辆牛车,自己这头“牛”,应该把这辆“车”拉着往前走。先还清外债,“再让每个家庭成员生活水准都更好一点。”

寻亲的事业还是会继续,郭刚堂考虑着,过段时间是否要换个办公地点或者把家搬到别处,“寻亲协会的办公室和家都在一个小区里,这样多少不太方便,无论对我们家庭,还是对社区工作人员。”

他也萌生了很多想法,为协会找一个接班人,或者寻求科技的帮助,以让自己彻底回归家庭,或者至少分担一点肩上的重任,“说像牛、像骆驼,都是给我自己加油打气,谁真的不会累啊。”

这些天,他也想着,怎样把这些找孩子的经历全部记录下来。疫情期间,他曾提笔用第一人称写下三万字。当经历跃然纸上,从脑子里的回忆变成了文字,反而成了一种刺激,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。放了一段时间,换成第三人称,再次写到七八万字,又写不下去了,“好像还是过不去这道坎”。

24年的时间终究改变了太多事。最初,他只是一个想要找回孩子的父亲。最后,他成了大家的郭刚堂。

责任编辑:詹雨泉(QZ0018)作者:汪畅 韩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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